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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_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背景

zmhk 2024-05-26
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_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背景       对于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的问题,我有些许经验和知识储备。希望我的回答能够为您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1.中山公园的建设沿革2.中山公园的相关故事中山公园的建设沿革   
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_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背景

       对于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的问题,我有些许经验和知识储备。希望我的回答能够为您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1.中山公园的建设沿革

2.中山公园的相关故事

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_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背景

中山公园的建设沿革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平(北京)逝世,举国悲痛。

       孙中山逝世后,他的遗体历经了磨难,在守灵人尽职护卫下,才免遭不测。孙中山逝世前,曾经吩咐葬礼仪式和棺木式样仿照列宁的格式,让民众瞻仰遗容。可当孙中山逝世时,苏联赠送的玻璃钢棺材没能及时运到,只好暂时安放在西式玻璃盖棺木棺内,停放在北平香山碧云寺石塔之中。

       1925年3月30日苏联政府送来玻璃钢棺材时,孙中山的遗体已入殓半个多月了,由于防腐措施不当,遗容不能再供后人瞻仰,只好改为土葬。 1925年4月4日,在北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筹备安葬事宜,推举张静江、汪精卫、林森、于右任、戴传贤、杨庶堪、邵力子、宋子文、孔祥熙、叶楚伧、林焕廷、陈去病12人负责孙中山的葬事工作,为葬事筹备委员。

       1925年4月18日在上海成都路广仁里张静江家中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据记载,从1925年4月18日到1929年6月18日,葬事筹备委员会一共召开了69次会议,诸如孙中山先生的葬事经费(包括陵墓工程经费)的筹集、中山陵设计图案的征求、陵墓工程承包人的选定、中山陵园的造林和绿化以及孙中山先生的灵榇由北京迎归南京安葬等等,这一系列的大事,曾多次经葬事筹备委员会详加讨论,作出决定,付诸实施。 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几次到过紫金山。1912年3月10日,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与胡汉民等人到紫金山打猎。他看到这里背负青山,前临平川,气势十分雄伟,笑对左右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抷土,以安置躯壳尔。

       孙中山先生灵榇暂厝碧云寺。孙中山早就表示希望百年后葬于紫金山,在弥留之际,仍以归葬南京紫金山嘱咐家属及侍疾者。孙先生有遗嘱:“吾死之后,可葬于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所以不忘辛亥革命也。”遵照孙中山遗愿,灵枢暂厝于北平香山碧云寺内,在南京钟山修建陵墓。陈运和诗《中山陵》有名句:“一生就是屹立的一座中山陵,我有幸登上你生命的终点”。

       遵照孙中山归葬南京紫金山的遗愿,葬事筹备委员会成立前,北京治丧处就已派林森往南京初勘葬地。林森回北京后向治丧处作了汇报,由治丧处代表与段祺瑞政府接洽。

       1925年4月4日,北京政府秘书厅致电南京督办卢永祥、江苏省长韩国钧,令其妥为照料。葬事筹备处成立后,首先由家属及葬事筹备处代表林焕廷、叶楚沧等实地勘察墓址,并确定工作顺序进行。(一)确定墓址;(二)测量墓地;(三)交涉圈地;(四)征求陵墓图案;(五)决定陵墓图案;(六)招标包工;(七)兴工。

       4月21日晨,宋庆龄、孙科等由上海抵京(南京),上午出席了南京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下午即赴紫金山。先至虎山,这是明孝陵西侧的一座小丘,地势较低,不宜作墓址,随即登山向东行,至小茅山,途中发现有两处小坡,都高出明孝陵,当天未能作出决定。第二天再次登山,由山顶至小茅山万福寺,这座寺庙位于如今中山陵东北的一段平台上,从山顶上看,发现紫霞湖上也有一处平台,但面积较小,不合用。宋庆龄表示墓址不宜选在山顶,应建于南坡平阳处,实地勘察之后,便回上海。

       4月23日晚,葬事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确定紫金山中茅山坡为墓址所在地,并决定派主任干事杨杏佛赴宁接洽圈地、测量、照相,做好建陵准备工作。 在选址、圈地的同时,悬奖征求陵墓设计图案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1925年5月2日,葬事筹备委员会确定奖金总额为5000元。之后,由孙科及主持工程的常务委员宋子文的代表赫门起草《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5月13日在葬事筹备委员会议上通过,并从5月15日起登报公布。原定8月31日截止,为期3个半月,后来因海外应征者要求延期而延至9月15日截止。

       到9月15日止,共收到应征图案四十余份,全部陈列于上海大洲公司三楼,从9月16日起到9月20日止,由葬事筹备处敦请评判顾问到陈列室阅览评判。评判委员会成员包括全体葬事筹备委员、家属代表,并聘请四名专家为顾问,即土木工程师、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雕刻家李金发。

       1925年9月20日,在上海四川路大洲公司三楼召开了葬事筹备委员及家属联席会议,对应征图案进行评判。出席会议的有宋庆龄、孙科及夫人、林焕廷、叶楚沧、孔祥熙、陈去病、杨杏佛。特聘评价顾问也都在前一天写了书面评判报告,由杨杏佛在会上报告了顾问们的评判结果,大家对第一、第二两奖意见一致,但对第三奖有不同看法,最后表决,通过了得奖名单:大奖吕彦直;二奖范文照;三奖杨锡宗。名誉奖:1.孚开洋行乃君(Cyrill Nebuskad);2.赵深;3.开尔思(Francis Kales);4.恩那与佛雷(C.Y.Anney and W.Frey)5.戈登士达(W.Livin Goldenstaedt);6.士达打洋建筑公司(Zdanwitch and Goldenstaedt)等。

       中山陵设计二等奖,范文照;三等奖,杨锡宗

       得奖者由葬事筹备委员会发函通知,未得奖者每人赠送一幅孙中山遗像及著作,以示感谢。同时,在《民国日报》、《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布评判结果。从9月22日到9月26日止,公开展览5天,每天都有一千多人前来参观。上海的各家中西报纸都发表文章加以评论,称誉这次悬奖征求陵墓图案是历史上空前的建筑设计比赛。

       9月27日下午4时,筹事葬备委员会在上海成都路广仁里张静江家中再次开会,详细审查比较了吕彦直和范文照设计的陵墓图案、说明书及估价表,一致决定采用吕彦直设计的陵墓图案,并聘请他为陵墓建筑师。[1]

       吕彦直设计的图案,平面呈警钟形,寓有“唤起民众”之意,祭堂外观形式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整个建筑朴实坚固,合于中国观念,而又糅合西方建筑精神,融汇了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符合孙中山的气概和精神。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墓图案,融汇中国古代建筑,诸如斗拱、檐椽、券门、歇山式屋顶等民族风格,同时又吸取西方建筑,如灵堂重檐歇山式四角堡垒式方屋,既庄严简朴,又别创新格。特别是其全局平面图呈一警钟形,因而受到评选者的一致推崇。中山陵的建筑剔除古代帝陵的神道石刻,保留了“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墓室”。墓室在祭堂之后,与祭堂相通,人可由祭堂入墓室瞻仰。

       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在评判报告中称赞吕彦直的设计图案“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作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

       吕彦直被聘请为陵墓总建筑师,由陵墓样稿得奖者、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施工。

       1929年3月18日,吕彦直主持建造中山陵积劳成疾,中山陵墓工程还未告成,就因患肝癌不幸逝世,年仅36岁。

       1930年5月28日,为了表彰吕彦直为建造中山陵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祭堂西南角奠基室内为吕彦直建纪念碑,地位、大小与奠基石相同。此碑由捷克雕刻家高琪雕刻,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下部刻于右任所书的碑文:“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 一期工程

       陵墓图案及建筑师确定之后,葬事筹备处即着手准备招标包工。1925年12月19日开标,投标者只有7家,最后由姚新记得标。

       中山陵是姚锡舟承包的最后一项工程。因为陵墓工程浩大,所需各种建筑材料,往往需要承包人垫支,所以没有20万两白银以上资本的厂家是难以承包这项工程的。据姚锡舟自述,他承包陵墓工程,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抱一名誉观念、义务、决心”,“当估价之初,即其一崇拜伟人观念,以故一再删削,实觉无利可图,殊与异常营业有异”。事实也正是如此,姚锡舟承建中山陵,除费尽艰辛而外,还亏损14万两银子。后来林森曾对姚说:“先生这次为修总理陵寝出了力,亏了本,国民政府是知道的......”

       根据葬事筹备处与姚新记营造厂签订的合同,陵墓工程于1926年1月15日正式破土动工。这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下午3时在紫金山墓地举行了隆重的陵墓奠基典礼。虽然下雨,各界代表及国民党员冒雨前来参加典礼的仍有万人左右,其中有外地来的三千余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邓泽如主持仪式,叶楚伧任司仪宣读总理遗嘱,邓泽如致辞,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杨杏佛报告了葬事筹备的经过。接着,中央党部代表邓泽如举行奠基石揭幕仪式,将事先覆盖在奠基石的一面国民党党旗揭去,露出奠基石,上镌“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国国民党为总理孙先生陵墓行奠基礼”。这块谭延闿书写,唐仲芳刻石的奠基石现在就置于祭堂西南角墙根。

       1927年5月以后,第一期工程进度逐渐加快。刘梦锡工程师亲自驻工地监督施工。为保证陵墓工程质量,选料十分讲究。“凡水泥均须选用上等马牌及泰山牌水泥,祭堂内墙须用灰色意大利大理石护壁,粉刷须在纸筋灰中拌入麻丝,祭堂及墓室铺地,均须选白色意大利大理石,而且不具有灰色斑纹者......”钢筋混凝土中竹节钢的拉力试验,砂、石、混凝土的强度检验,均由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和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徐佩璜在场主持,并参照美国材料试验公会的检验标准进行检验。施工技术要求极为严格,各项工程开工前,必须根据详图事先做成模型一一经吕彦直亲自审阅,认可后方可开工。有些事还要报告负责工程的葬事筹备委员会委员林森批准。

       陵墓第一期工程,包括陵墓、祭堂、平台、石阶、围墙及石坡各项工程,由巨海姚新记营造承办,于1926年1月15日开工,首先炸山填土,追至1927年度,因军事之影响,运输交通均大感困难,故工程距原定计划甚远。4月26日葬事筹备处由上海迁移南京,此时,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大局甫定,重定未完成工程分期竣工办法,迨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总理陵墓第一部工程始克告竣。接下来便是迎接孙中山先生灵榇的安葬。

       二期及三期工程

       1928年,中山陵第二期工程招标,经葬事筹备处讨论决定,由上海新金记康号承包。原定计划牌坊、陵门、碑亭、大围墙、卫士室等都是属于二期工程的,由于多种原因,留待以后三期工程了。至11月24日,在合同签字后10日内,新金记康号开工。当时,国民政府已经定都南京,材料的运输等都比第一期工程方便多了,除了祭堂前钢筋混凝土护壁的石铺面以及石阶比较精细外,其余挖土、填土、水沟等都属粗工。所以第二部工程能按合同规定时间,到1929年春全部竣工。

       第三期工程,待孙中山先生奉安后着手进行的。1929年7月,国内几家大报纸登出中山陵第三期工程招标广告。孙中山先生安葬南京以后,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撤销了,代之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继续主持陵墓工程。吕彦直的挚友、建筑师李锦沛、黄檀甫等人,按照吕彦直设计的蓝图完成了他生前未竟的事业。

       第三期工程包括:牌坊、陵门、碑亭、卫士室、大围墙等建筑。经招标承办,结果由上海陶馥记营造厂承包,以41.97万两银中标,于1929年8月底正式开工,全部工程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底竣工。

       1929年7月陶馥记营造厂承包了中山陵的第三期工程。这时候,各项建筑材料的运输,要比第一期工程顺利得多了。如陵门、碑亭和牌坊所用的琉璃瓦,是当时冬天向广东裕华公司定购的。裕华公司烧制以后,分三批由广州运往南京。经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请求,财政部除了给予免税护照之外,还分令沿途各关监督,遇到有陵工所用琉璃瓦报运,即予免税放行。

       但是,第三部工程浩大,仍然碰到不少困难。碑亭里的大石碑,牌坊的柱座、石柱和横梁全要用整块的巨型福建花岗石来制。陶馥记营造厂虽然是一家著名的建筑公司,但那时还没有多少现代化设备,主要还是靠人工搬运。工程所用的这些巨型花岗石的采购,以及在紫金山南坡施工建筑,都要付出极大的劳力,从牌坊、碑亭、陵门仍然可以看出工程的巨大和艰辛。至1931年年底第三期工程已全部告竣,标志着中山陵除纪念性建筑外,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1929年1月14日奉安委员会成立。

       1929年1月18日在国民政府会议厅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确定在国民政府组织办公处,开始办公,积极开展了迎榇奉安的各项准备工作。南京修筑了一条迎榇大道,自下关江边的中山码头,经鼓楼、新街口、中山门直达中山陵,全长15公里,其中由中山门至中山陵的一段长三公里,由葬事筹备委员会负责修筑。当年5月孙中山先生移灵奉安的一切准备工作分别就绪。

       1929年4月23日举行,国民政府以何应钦为“总理奉安迎柩总指挥”。

       1929年5月10日下午3时,迎榇宣传列车从南京浦口出发,途经滁州、蚌埠、徐州、充州、泰安、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均作较长的时间停留,于5月21日下午6时抵达北京。

       1929年5月26日,遗体从北平迁往南京,当时就在这卧像下5米左右处安放了从美国定购的紫铜棺。

       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灵柩由北平运抵首都南京。三天公祭结束后,6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奉安大典。

       1929年6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将孙中山的遗体迁葬于南京钟山。

       1929年7月1日,国民政府组织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葬事筹委会是日撤消,一切经手事项移交总理陵管会办理。

       1931年,全陵工程次第落成,面积共8万余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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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保护中山陵

       1949年4月2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当时,南京的国民党军队都已撤退,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后,向前追击,他们发现陵园内还有一支国民党部队,但这支部队不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而是守卫孙中山陵陵寝的卫队。解放军上级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对这支守卫中山陵的拱卫部队,应该区别于参加内战的国民党军队。随即,第二野战军第105师派某团政委刘志诚率领一批战士进入陵园,到达陵园之后,他们与范良等拱卫处负责人谈判,双方一致决定:人民解放军分别进驻中山陵和明孝陵、灵谷寺、紫金山天文台。拱卫大队接受解放军的改编,继续担任中山陵的守卫工作。从此,中山陵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天上午,该团政委刘志诚召集拱卫处干部讲话,说明***对孙中山是一贯尊敬的,解放军将会严格保护孙中山的陵墓,嘱咐拱卫处官兵照常安心工作,维护孙中山陵园的正常秩序。然后,刘志诚等解放军负责人由范良引导登上中山陵,检查了中山陵祭堂、碑亭、陵门等处的情况,发现没有什么损坏。当时,拱卫大队的菜金已经无法维持,还缺少粮食,当刘志诚听说了这一情况后,立即与上级联系,帮他们解决了暂时的困难。

       25日又召集全体留守人员讲话。1949年4月27日,再召开拱卫处全体班长以上干部开会,说明怎样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并嘱咐将所有武器弹药即日起造册送刘政委转呈上级,决定各队暂时不使用的武器一律交存处部。与此同时,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亲笔书写了一条“保护中山陵”的手令,派人送到中山陵,陈毅的这条手令用镜框装起来,放置在陵堂里。

       解放初期,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听信谣言,以为解放了就可以将国家财产随意占有,一些人聚众公开盗伐森林,特别是山后的情形更为严重。部分群众不但不听劝阻说服教育,反而竟敢围殴拱卫队队员,班长张文生、队员翟文炜均被殴伤。夜间盗伐尤为猖獗,队员戴元振在巡查时竟被歹徒用手榴弹炸伤。为了加强对中山陵园的保护,军管会决定派出解放军协同陵园拱卫队加强巡护。 8月1日起,姚尔觉和李务本率公安部队进驻陵园后,与原拱卫队队员共同守护森林,并抓获为首盗伐林木的冯启宝等 11名罪犯,押送十区人民政府处理,使盗伐陵园森林的坏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打击,至9月以后,盗伐林木之风才渐渐平息。

       1949年11月12日是新中国成立后迎来的第一个孙中山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南京市军管会、南京市人民政府在中山陵举行了隆重的谒陵仪式。参加谒陵的有市军管会、市政府、中共南京市委的代表及各界人士共 500多人。军管会主任粟裕、副市长柯庆施、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唐亮和各民主党派代表、文化界代表李方训、吴贻芳、徐养秋、陈中凡以及人民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学生代表等,于 1时30分到达灵堂,整齐地站立在孙中山坐像前。谒陵典礼在新中国国歌声中开始,粟裕主任向孙中山遗像献花后发表了简短的演说。随后,谒陵人员进入墓室,绕孙中山墓圹一圈,谒陵仪式在 12时结束。

       以后,每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和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江苏省、南京市各界人士都要来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从未间断。

       周恩来保护中山陵

       1960年12月21日,周恩来陪同柬埔寨贵宾晋谒中山陵。当时中山陵的森林被大量砍伐,周总理一行途经太平门时,看到沿途采伐的大批木材堆集在路边待运,他说:“中国那么大,难道这点木材就不能供应吗 ?”第二天,采伐工人全部撤出,有关部门也不再向陵园索取木材。1968年6月,周总理又亲自指示,将孙中山铜像安放到中山陵广场前的石座上,并在铜像前竖起一块毛泽东语录:“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周恩来总理以自己的威望和才智,在动乱的岁月里,保护了中山陵园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

       好了,关于“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的讨论到此结束。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厦门中山公园的历史”,并从我的解答中获得一些启示。